? 中新社北京8月10日电 题：学者史海钩沉十五年再现郑振铎抗战期间抢救珍本古籍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图书馆、藏书机构，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完成了著作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，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，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、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，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。 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，吴真坦言这本书的写作思路是书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战。“书籍同样是战争的受难者，从中可以看到书籍和人的命运的共振。” 为什么聚焦郑振铎？ 2009年，吴真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期间偶然看到一条日寇随军记者万博manbetx官网：战时搜集与汇总中国珍稀图书的记载，激发了她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古籍遭受“书厄”的好奇心，并随之不断积累资料。其中一个重要个案是在1938年，稀世孤本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惊现于乱世，几经易手，最终在郑振铎的努力之下收归国有，她由此将目光聚焦在这位文化大家身上，再延展到以郑振铎为中心的、以往少为人知的地下文献保护工作。 事实上，淞沪会战爆发，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：走，还是不走？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，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、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，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。他决定，不躲、不逃、不撤退，留居上海，等待天亮。 吴真告诉记者，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，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“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，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”。 这一决定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，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。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这些古籍文物，郑振铎认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，毁灭了就无从弥补。吴真指出，当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，而且还是在上海“孤岛”苦守的个人身上时，又多加了一层“万一失败则成罪人”的历史负担。 “暗斗”既是一个人的抗战，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。作者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抗战风云之下，又串联起一部由郑振铎勾连起的抗战群像史：开明书店文人圈、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、唐弢、许地山，一同搭建了购买、贮藏、运输、保存的线路，也构成了互相帮扶、沉默抵抗的团体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书还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的内容，为理解其抗战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鲜活资料。 郑振铎写于1949年的文章曾总结：“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。”事实上，“一种”古籍可能是几十册，也可能是上百册。“通过这些年的研究，根据不同数据来源，我的统计是这一万五千余种大约是6万册”，吴真引用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中的话，“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，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……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，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。”(完)